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

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是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东西部协作是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的方法与制度，有很强的包容性、创新性与灵活性。作为我国脱贫攻坚时期的一项特有制度，东西部协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强化边疆安全巩固、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支撑，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动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西部地区仍然需要东部发达地区多维度的支援，缩小发展进程的差距。随着新时期财政体制、人才机制的不断演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求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在经济协同、要素流动、人才支撑、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有序推进，调动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期深化东西部协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优化协作机制。精准扶贫脱贫阶段积累了丰富的东西部帮扶机制，新形势下东西部应当守正不守旧，根据制度变迁调整优化协作机制，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开展深度合作，提升治理效能，优化“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在产业协作、消费协作、人才交流、体制创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战略对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生产者等主体复合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绩效激励与绩效约束，把利益联结机制驱动作为顶层设计的重要保障，形成长远协作机制推动共同富裕。

第二，促进人才流动。东西部协作是国家在资源配置基础上对转移支付的政策补充。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东部地区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良好的积累。促进东西部人力资源双向流动，劳务互补对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改变以组织西部地区的劳务输出、开展干部交流培训为主的传统协作模式，加大高端技术人才助力西部地区发展的力度，鼓励在东部积累了资金和技术的西部劳动力返乡创业，增加西部地区的高端人才比重从而激发产业活力，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拓展协作领域。由于受到帮扶对象的限制，前期东西部协作主要集中在三农领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从农作物到经济作物的调整，教育、卫生、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协作较少。拓展协作领域，就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规划，逐渐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稳健增加科技密集型产业比重，全方位提高新兴科技产业产能和产值。生态领域要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不能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牺牲环境代价，而是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转变协作模式。东西部协作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调整战略布局。建立多层次、立体式的沟通制度，在协作模式上从扶助转向共赢，协作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建设，相互借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谋发展，共同分享合作成果与收益。东部地区将西部地区扶上马送一程，增加西部地区抗风险能力，根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差异精准施策，维护好协作治理中动态平衡的区域秩序，加强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完善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体制机制，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层级、跨部门高效协同共治。在动力机制方面从依靠火车头牵引的理念转变到动车组全面发力的转变，增加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第五，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物流设施，为产业发展铺平道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现机会均等，保障社会主义公共产品供给，坚持全国一盘棋，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状况，东部地区重点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给予西部地区资金、技术与智库支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西部地区要素流动，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人口和资源优势，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动全社会福利由全国各族人民共享。

第六，创新现代科技应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现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技术是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科技推手。东部地区帮助西部地区加强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使用，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西部地区，建立协作智库，汇集历史实践经验和前沿理论思维，提高协作效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完善的协作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东西部协作过程中的短板和漏洞。制定专门的科技协作规划，提升科技合作水平，着力增强西部地区“自我造血”的发展能力，在内生发展、可持续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第七，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主体性。转变东西部协作观念，发挥西部地区的主体性作用，从政府主导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激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加强党建引领，发挥网格化基层党组织的能动性，为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增权赋能，实现权力下移，防止政策凝滞，增加各级机构运行的灵活性。防止“路径依赖”和行为惯性，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八，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不仅仅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还具有巩固西部边疆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意义。西部地区是民族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同时也是生态屏障区、资源富集区和文化多元区，为东部地区提供生态屏障和战略大后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有效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途径。引导东西部各民族建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协作中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推动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之，深化东西部协作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在干部选派、技术支持、资金保障、产业就业帮扶等方面持续发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协作新格局，为促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动能。

作者简介：郑烨，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乡村振兴、共同富裕。